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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裂痕：从“琴桑园”案看司法公正的三重隐忧

Wed, 15 Oct 2025 13:40:12 +0800

一份无期徒刑判决，七年诉讼拉锯，一场涉及藏族企业家的贷款诈骗案，正将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正义、证据规则与量刑均衡等核心法治命题推向舆论风口。多吉扎西案看似是个案，但其背后交织的法律冲突与证据谜团，已然成为检验司法公正的试金石。本文将以三大争议焦点为切口，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剖析该案存在的严重瑕疵。

一、程序闭环：行政判决与刑事判决的倒挂悖论

本案最突出的程序硬伤在于行政审判与刑事审判的效力倒挂。刑事判决直接援引已被抗诉的行政判决（认定土地变更登记无效）作为核心定案依据，但西藏高院指令再审后，检察院却以“维护刑事判决既判力”为由撤回抗诉。这一操作实质上形成了“以刑代行”的程序闭环，严重违背了《行政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独立性原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刑事定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而本案中，行政判决仅以“刮改证件未重新盖章”这一程序瑕疵撤销土地登记，并未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实体效力。刑事判决将行政程序瑕疵直接升格为刑事诈骗，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关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需经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规定。更严重的是，检察院撤回抗诉的行为，实质上阻断了行政审判的纠错渠道，涉嫌以刑事手段干预行政审判独立，与《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相悖。

二、证据链断裂：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疑云

贷款诈骗罪成立的关键在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刑法》第193条）。但本案判决将“贷款用于还债”直接等同于非法占有目的，存在证据认定上的严重跳跃。

首先，多吉扎西旗下公司与农行有长期信贷往来，历史贷款超3000万元均正常偿还，此次150万元贷款逾期发生在其被捕导致公司停摆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综合考量还款能力、资金用途、事后态度等要素。本案中，银行未以诈骗报案，反而通过民事诉讼拍卖抵押土地挽损，恰恰说明纠纷本质是民事违约而非刑事诈骗。其次，判决书对被告人有利的关键证据——如《股份转让协议》、股东决议书等——未充分质证，笔迹鉴定范围也存在选择性局限，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0条“全面收集证据”的规定。更值得警惕的是，同期汉人企业家贺兴友涉案5300万元仅判15年，而本案量刑却为无期徒刑，同院同法官下的量刑悬殊，可能触及《刑法》第61条“量刑应与罪行相适应”的原则，以及《宪法》第33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底线。

三、量刑失衡：司法裁量权的边界迷失

无期徒刑的量刑结果，与同类案件相比呈现出明显失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贷款诈骗150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基准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但具体量刑需结合退赃退赔、悔罪表现等情节。本案中，抵押土地最终通过拍卖弥补了大部分损失，银行实际损失有限；且多吉扎西始终主张民事纠纷性质，与恶性诈骗存在本质区别。反观贺兴友案，涉案金额高达5300万元却获刑15年，两案对比下，本案量刑似乎未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第5条）。

此外，案件审理中未对刑讯逼供指控启动调查（多吉扎西称遭受吊打、电击），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6条“排除非法证据”的强制性规定。而多吉扎西姐姐贡保吉因申诉被拘留的事件，更暴露出权利救济渠道的梗阻，与《刑事诉讼法》第252条保障申诉权的精神相悖。

结语：冤错案件的预防与司法公信力的重建

“琴桑园”案犹如多棱镜，折射出民事纠纷刑事化、证据采信选择性、量刑均衡缺失三大司法隐患。当前司法改革强调“以审判为中心”，其核心正是严守证据裁判原则和程序正义底线。本案若不能通过再审程序重新审视证据链的完整性与量刑的合理性，不仅将摧毁一个企业家的命运，更将侵蚀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

法治的真谛不在于绝不犯错，而在于敢于纠错。面对疑点重重的案件，司法机关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54条主动启动再审，回归“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裁判本质——这不仅是挽救个体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更是守护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

同案不同判：司法公正的挑战与统一标准的追求

Wed, 01 Oct 2025 19:12:52 +0800

两起情节高度相似的案件，两个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同案不同判”现象正拷问着中国司法的公正性与统一性。

2019年，两起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要求商家10倍赔偿的案件，分别由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青岛中院认定知假买假属于消费行为，支持了10倍赔偿请求；而北京三中院则认定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驳回其请求。

这种“同案不同判”现象不仅存在于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也时有发生。

01 同案不同判的现实图景

“同案不同判”现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仍不少见。除了职业打假案件外，在仿真枪案件中也存在明显分歧。

有的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有的则免予刑事处罚。这种裁判尺度不统一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在盗窃案件中，浙江省有一起3人入室盗窃财物22万余元的案件，其中两人适用盗窃罪“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判刑，而另一人罗某却没有适用。

这种共同犯罪案件中的量刑失衡，违反了共同犯罪量刑的基本原理。

02 多重因素导致裁判差异

法律规范本身存在不明确性是导致裁判不统一的重要原因。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基于法律的概括性特点，诸如“情节严重”、“其他情形”等概念，给法官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

法官素质参差不齐也是导致裁判标准不统一的原因。现任法官队伍年龄跨度大，教育背景各异。

年纪较大的法官多基于经验审判，而年轻法官虽然法律知识较新但经验有所缺失。

地域差异和法院内部缺乏协调机制也是因素之一。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律考虑了地域差别性，如财产型刑事犯罪的起点标准等都有一定地域性。

03 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建立

为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发布了《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

该机制旨在避免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发生法律适用分歧，并及时解决已存在的分歧。

《实施办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与执行过程中，发现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存在法律适用分歧，或者在审案件可能与之发生分歧的，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

审判委员会是法律适用分歧解决工作的领导和决策机构，审判管理办公室、各业务部门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根据分工负责具体工作。

04 统一裁判尺度的多元路径

案例指导制度是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途径。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确立了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

指导性案例作为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应当参照的标杆，为法官裁判提供了直观的参考标准。

类案检索机制的建立也为统一裁判尺度提供了技术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已审或正在审理的类案和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检索报告。

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为统一裁判尺度提供了集体智慧平台。将法官集中起来对那些疑难、复杂案件进行讨论，让每个法官发表意见，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05 技术赋能与机制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为类案检索提供了强大支持。中国裁判文书网已公开的文书超过一亿篇，接受监督的次数接近500亿次。

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是否统一，已经一键可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提出了“类案识别三步法”：第一步是判例选择范围的确定；第二步是对比要点的选择；第三步是基于对比要点的理由说明。

课题组还进一步提出了“类案识别比对思维导图”，通过对法律事实、法律适用以及争议焦点为基础进一步细分，确定关键词并进行系统化类比论证。

06 法官素质与司法责任

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需要具备独立办案的法律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需要渊博的知识、人生的历练和司法的经验。

霍姆斯曾言：“司法的生命力在于经验，不在于逻辑”。阅历和经验是法官的资本，积累越多对是非判断和公平公正的把握就越精准。

司法责任制的完善也为统一裁判尺度提供了制度保障。错案追究责任制度是严格控制错案发生的一项重要制度，从中央到各级法院均制定了错案追究制度。

《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

07 未来的挑战与展望

当前，“同案不同判”现象仍然存在，主要原因在于：类案识别标准不明、现有制度的刚性约束不强、类案体系尚未完善、缺乏外部约束机制。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预防-识别-发现-决策-反馈-纠正全流程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需要继续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方式，统一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这种方式统一裁判标准，法律适用分歧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人民群众对“同案同判”的期待，是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不断完善，“同案不同判”现象有望得到进一步缓解。

山东省滨州市的出租车司机李某终于等到了欠薪全部入账的消息。他的讨薪路走了四年，最终因检察机关发现“同案不同判”问题并依法抗诉而得到纠正。

那个曾经让他困惑不已的问题——为什么同一驾校、相同事由、同一天起诉的两位员工，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最终得到了解答。

司法正义不仅要求依法裁判，更要求统一裁判尺度。随着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深入推进，每一个司法案件都将更加公正，人民群众也将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土地抵押贷款争议背后的法治思考

Wed, 01 Oct 2025 19:11:20 +0800

一位企业家因抵押贷款被判无期徒刑，而抵押物价值远超贷款额，这起案件折射出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深刻命题。

近日，多吉扎西案引发法律界关注。这位西藏企业家因公司抵押贷款150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抵押的土地评估价值高达1609万元，且贷款最终已全部偿还。

这起案件揭示了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准确界定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重要界限，也让我们思考如何避免民事纠纷刑事化处理，坚守罪刑法定原则。

01 案件核心事实与争议

2004年，多吉扎西作为实际控制人的琴桑园公司以其拥有的137.97亩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向农业银行日喀则支行贷款150万元。这块土地经西藏方天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价值为1609.7305万元，远超贷款金额。

贷款到期后，琴桑园公司未能按时还款。2011年，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琴桑园公司于2013年2月前偿还了全部贷款本息。

然而，与此同时，多吉扎西却因这笔贷款被追究刑事责任。2010年，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多吉扎西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02 法治评论的关键视角

刑事管辖权的合法性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人居住地法院管辖。本案中，贷款行为发生地在日喀则市，被告人居住地也在日喀则市，而拉萨司法机关对本案的管辖权存在疑问。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如果管辖权基础不存在，后续所有司法程序都可能失去正当性依据。这是法治思维中“程序优先”原则的基本要求。

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构成贷款诈骗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核心要件：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欺骗行为。

本案中，琴桑园公司提供了真实存在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且抵押物价值远远超过贷款金额。银行基于土地使用权抵押并依法办理抵押登记后发放贷款，难以认定存在被骗情形。

单位行为与个人责任的区分

根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

本案贷款主体是琴桑园公司，而非多吉扎西个人。即使认定存在欺诈行为（对此本案并无证据支持），也应属于单位行为，而不应追究个人的贷款诈骗罪刑事责任。

03 民事纠纷刑事化的法治困境

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

刑法谦抑性要求只有在民事和行政法律手段无法有效规制时，才动用刑事手段。本案中，银行完全可以通过实现抵押权来收回贷款，无需刑事干预。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被告人陈岩骗取贷款请示一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提供足额真实抵押，未给银行造成损失，不会危及金融安全”，不构成犯罪。

司法实践中的类案对比

参考《刑事审判参考》收录的类似案例：张福顺贷款诈骗案中，法院认为虽然被告人以欺诈手段获取贷款，但能积极寻找偿还途径，认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吴晓丽贷款诈骗案中，法院认为如果抵押合法有效，银行可随时通过法律手段收回抵押物，不会造成贷款损失，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这些案例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贷款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严格把握，强调必须同时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和实际欺骗行为才能构罪。

04 法治思维的深层解读

从法制到法治的观念转变

法治不仅仅是“依法而治”，更要求法律本身符合正义原则，司法活动体现公平正义。正如学者指出：“法治蕴含着自由民主、权利平等、法律信仰、公权适度等诸多理念，远非法制一词可以胜任。”

法治思维要求司法人员不能仅仅机械适用法律条文，而要从立法精神和目的出发，全面考量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

法治评论的价值导向

法治评论应当“高扬法治精神，聚焦当前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为完善法律法规建言献策。

在本案中，法治评论的价值在于揭示民事纠纷刑事化处理的风险，推动司法实践更加准确地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05 案件处理的社会影响

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司法裁判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正常经济活动中出现的贷款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会对营商环境造成破坏，使企业家面临不可预见的法律风险。

本案发生在2004年，当时西藏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样的判决可能对当地投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对金融安全的实质影响

金融安全的核心是资金安全。本案中，银行发放贷款时获得了足额抵押，资金安全有充分保障。通过民事执行程序，贷款本息也已经全部收回，未造成实际损失。

刑事手段的介入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可能破坏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

对司法公信的潜在影响

司法公信力建立在裁判公正的基础上。本案中，抵押物价值评估1609万元，贷款额仅150万元，且贷款最终已全部偿还，却仍判处行为人无期徒刑，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这样的判决不仅当事人难以接受，社会公众也难以理解，可能影响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06 结论与建议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是刑事法治的基石。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刑。本案中的贷款行为不符合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应认定为刑事犯罪。

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防止民事纠纷刑事化处理。

强化法治思维训练

司法人员应当具备法治思维，能够从法律视角审视是非曲直，用缜密的法律逻辑构建严密的论证体系，坚持从法律赋予的权利义务关系厘清事实、明辨是非。

在处理经济案件时，应当充分了解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商业运作模式，避免脱离实际的机械司法。

完善法律适用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完善法律适用标准，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统一贷款诈骗罪的认定标准，避免类似案件的错误处理。

对于正在审理的类似案件，法官应当参照已有指导性案例，确保同类案件同样处理，维护司法统一。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

司法机关应当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能力。对于涉及经济活动的案件，应当听取行业专家和经济学者的意见，确保裁判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同时，应当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法律不只是冰冷的条文，更是守护公平正义的艺术。

多吉扎西案最终通过执行和解协议偿还了全部贷款，银行未受损失。这印证了本案本质上是民事金融借款纠纷，而非刑事犯罪。

正如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宇彦所说：“我们的存在，证明这片3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是法律的不毛之地。” 在这片土地上，法治正以其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守护着每个人的权利与尊严。

“琴桑园”贷款诈骗案疑云：一份无期徒刑判决背后的法律冲突与证据谜团

Wed, 01 Oct 2025 19:07:14 +0800

一份看似普通的贷款纠纷，如何演变为涉案金额150万元的“特别巨大”诈骗案？藏族企业家多吉扎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背后，是确凿的犯罪事实，还是程序瑕疵与证据矛盾下的冤错案件？舆论网通过梳理长达七年的司法卷宗，揭示这起案件中存在的重大法律争议。

一、罪与罚：从企业家到无期徒刑犯

2008年7月，时任西藏神湖集团总裁的多吉扎西被刑事拘留。起诉书指控其通过虚假出资、非法变更土地使用权证等手段，骗取农业银行日喀则支行150万元贷款。2010年5月，拉萨市中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书认定：多吉扎西明知琴桑园土地属政府明令保护的湿地，仍通过欺诈手段获取土地使用权证并抵押贷款，且将资金用于偿还关联公司债务，造成银行143万元损失。

二、四大争议焦点撕裂证据链

1. 土地使用权取得是否构成诈骗？法院认定多吉扎西“欺骗辛宪军获取土地”。但卷宗显示：2004年6月4日，辛宪军与多吉扎西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明确将琴桑园80%股份作价200万元转让，辛宪军亲笔签字并收取160万元转让款。更关键的是，双方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土地评估后，以此出资成立琴桑园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争议点：行政判决虽以“刮改证件未重新盖章”程序瑕疵撤销土地变更登记，但未否定股权转让的实体效力。刑事判决直接将程序瑕疵升格为刑事诈骗，存在事实认定跳跃。

2. 非法占有目的证据是否充分？判决书认定“贷款用于还债即具非法占有目的”。但证据显示：多吉扎西旗下公司与该行有长期信贷往来，历史贷款超3000万元均正常偿还；本次150万元贷款逾期，发生在其被捕导致公司停摆之后。银行始终未以诈骗报案，反而通过民事诉讼拍卖抵押土地挽损。更值得关注的是，辩护人当庭指出：同期汉人企业家贺兴友涉案5300万元仅判15年，同院同法官审理的此案量刑悬殊。

3. 关键证人证言是否存在矛盾？辛宪军声称对土地抵押“不知情”，但卷宗内有其签字的《股东决议书》等文件。笔迹鉴定仅对部分文件作出认定，且鉴定机构未说明为何未对核心的《股份转让协议》进行鉴定。证人安建华证言称“土地评估时辛宪军在场”，与辛宪军陈述直接冲突。

4. 诉讼程序是否公正？案件审理期间，行政抗诉出现戏剧性转折：2010年10月，西藏高院指令再审土地变更登记案，但2011年1月检察院突然撤回抗诉，理由竟是“维护刑事判决既判力”。法律学者指出，此举相当于以刑事判决反噬行政审判独立性，形成程序闭环。

三、案中案：行政与刑事裁判的冲突

本案最突出的法律冲突在于：刑事判决直接援引已被抗诉的行政判决作为定案依据。而西藏高院在驳回申诉通知中，对以下问题未作回应：

- 为何银行始终否认被骗？

- 为何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

- 为何未对刑讯逼供指控启动调查？（多吉扎西称遭受吊打、电击等酷刑）

四、尾声：仍未消散的疑云

多位法学专家指出，本案暴露出三大隐患：

1. 民事纠纷刑事化倾向：贷款逾期本可通过担保物权实现清偿，刑事手段的介入值得商榷；

2. 证据采信选择性：对被告人有利的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被弱化处理；

3. 量刑均衡性缺失：与同类案件相比，无期徒刑量刑明显过重。

目前，多吉扎西家属仍在申诉，而其姐姐贡保吉因申诉被拘留的事件，更让本案蒙上阴影。这起看似普通的刑案，已然成为观测司法公正的试金石。

（注：本文依据公开法律文书撰写，涉及专业法律认定应以司法机关最终裁判为准。）

温州法院缺席审判：司法效率与公正的艰难平衡

Wed, 01 Oct 2025 19:04:45 +0800

一纸判决从法庭飘然而下，而被告席上却空无一人。这种缺乏对抗与辩论的审判，能否承载司法公正的重量？

2019年9月，温州中院的一场审判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因法警疏忽，被告人潘法克未能被带到法庭参加庭审，导致其被“漏判”。十天后，法院通过裁定方式增加潘法克为第六被告人，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金3万元。

令人担忧的是，该案在公安侦查卷缺少20%、同案被告人七份口供均未当庭举证质证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

01 缺席审判制度的本质与功能

缺席审判为对席审判的对称，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和辩论。

民事诉讼中，对席审判是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均到庭并辩论的基础上做出裁判结果，为审判中的常态；缺席审判则是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形下作出裁判结果，是为避免诉讼过分迟延或者诉讼无结果而不得已采取的裁判方式。

该制度旨在实现三重功能：鼓励当事人积极参加诉讼完成各种诉讼行为；尽可能查清客观真实的案情，并作出公正的判决；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

02 缺席审判存在的制度缺陷

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在立法上存在明显缺陷。首先，它违背了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则。

现行法律对待原、被告缺席的处理方式不同：原告缺席的，按撤诉处理，原告缺席后还可以再行起诉；被告缺席的，则缺席判决，判决的效力等同于对席判决，被告只能通过二审、再审程序寻求救济。

其次，给了原告通过规避法律逃避败诉的机会。规定原告缺席按撤诉处理，则有可能导致原告为避免败诉而故意缺席。那样，必然会损害到被告的利益。

再者，法院对缺席被告直接作出判决，对因客观原因缺席的被告不公平。缺席判决毕竟是在不完整的信息资料基础上作出的，缺乏一方可能提供的信息将使判决丧失可信性。

03潘法克案暴露的程序正义问题

潘法克案暴露了我国缺席审判制度中的多个程序正义问题。该案在公安侦查卷缺少20%、同案被告人七份口供均未当庭举证质证的情况下作出判决，难以保证判决结果“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被告因司法机关的失误而未能出庭，却被追加判决，这严重违背了程序正义原则。正当程序要求当事人有获得听审的机会，而因司法机关过错导致当事人无法出庭，则剥夺了当事人的这一基本权利。

这种情况反映出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忽视。在一些情况下，法官为了追求审判效率，在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未经合法送达、未保障被告答辩权的情况下作出缺席判决，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4制度完善与路径选择

为完善我国缺席审判制度，首先应实现原被告地位平等对待。原告缺席适用“驳回诉讼请求”，而非按撤诉处理，使原告不能重新起诉，跟被告缺席一样需要通过上诉、申诉寻求救济。

完善缺席审理的程序。相对于对席审理，缺席审理可省去一些不切实际的环节，比如质证、辩论、调解等，保留举证、当事人陈述、征询当事人最后意见的程序。

引入异议制度也至关重要。对于当事人确因客观理由不能出庭的，应当允许其提出异议，由法院重新作出裁决。客观原因包括天灾人祸、不可抗力、重大疾病、意外情况等方面的原因。

最后，应适用当事人申请缺席判决制度。缺席判决由法院依职权作出，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当事人一方无正当理由缺席的，到庭方可以申请法院做出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与对席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缺席判决都自然公正。

潘法克案的争议提醒我们，司法的正义不仅体现在最终的判决文书上，更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法院的大门是正义的殿堂，但只有当每个人都能站在门前，为自己的权利发声时，正义才能真正实现。

正如法律谚语所说：“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缺席审判只有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司法效率与公正平衡的支点，而非掩盖真相的帷幕。

广西北海:十六年维权现曙光泰伟公司土地征收案获北海中院受理

Wed, 01 Oct 2025 18:59:31 +0800

舆论网曝光维权进展：北海泰伟公司收到了北海市中院通知将迎来司法裁决。

一纸规划许可证，十六年维权路，广西北流土地征收案件揭示了程序违法之痛与法治正义之艰。

2025年9月22日，北海泰伟水泥有限公司终于收到了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2025）桂05行初57号），标志着这起长达十六年的土地征收纠纷即将迎来司法裁决。

这家企业手持合法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许可证，却在十六年间未能获得一分补偿，其工业用地被强行征收后补偿款流向他人账户。

01 泰伟公司案：程序违法的典型样本

北海泰伟水泥有限公司的遭遇堪称土地征收中程序违法的典型样本。2009年因玉铁高速公路建设，泰伟公司位于合浦县闸口镇黄金岭的65.2亩工业用地被征收。

然而，合浦征地搬迁工作指挥部未与企业进行任何协商，直接将其合法工业用地错划为集体土地，使补偿款流向当地两个村委账户。

专业评估显示，泰伟公司直接土地损失达647.65万元，利息损失累计682.56万元，合计超过1330万元。高速公路建设还将该地块分割为四块不规则小块，使其完全丧失了工业用地使用价值。

法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征收必须保障被征地人的知情权与补偿权，可泰伟公司连协商的机会都没有”。

02 北流土地征收的程序乱象

泰伟公司的案例并非孤例。2025年7月，自然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5年二季度21个违法违规典型问题。

通报显示，2020年5月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委、市政府主导推动，将实地仍为自然状态的山体，通过虚假设置设施农业用地、地质灾害治理和土地开发等工程建设项目，违规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处置。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北流市鸭埌村的农地入市过程中，出现了“签一个名字给500块”的怪现象。村民描述：“后来签一个名字都给500块，签了字的村民现场就拿到了钱，一直到夜里12点多还有人在签字”。

民主决议的合法性严重存疑——签名表上出现了近60个未满18岁和已逝者的名字。

03 程序违法的深层原因

土地征收程序存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为权力滥用留下了空间。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虽然都规定了征收的前提条件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但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

土地征收程序中信息公开不到位，土地权利人的参与程度不够。《土地征收管理条例》规定的公告程序仅是一种典型的事后通知，被征地人只有在补偿安置方案拟定后才能通过“公告”获取相关信息。

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行政机关既是土地征收的决定者，又是执行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现行土地立法并没有规定必要的监督机制。

04 维权之路为何漫长？

泰伟公司的十六年维权路反映了土地征收维权面临的普遍困境。2018年，泰伟公司曾尝试以民事诉讼起诉投资方，却被北海中院驳回，明确该案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需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2020年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明确，征收由政府部门实施、补偿责任应由其承担，但相关部门依旧拖延不办。

司法救济渠道不通畅，程序空转多年，是许多类似案件的共同痛点。直到2025年，广西高院在终审裁定中才明确指出：泰伟公司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认定合浦县政府对补偿申请不予处理属“重复处理行为”并驳回起诉，属适用法律不当。

05 程序正义的实现路径

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

设立对土地征收公益目的的认定程序至关重要。在用地申请前，由需用地人将其要兴办的事业报公益目的性认定机关认定许可以证明其兴办的事业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完善土地征收的告知程序，保障被征地人的知情权也是重要一环。在土地征收方案拟定的过程中而不只是在方案批准后，就应该向被征地人通告，广泛征求被征地人对征收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完善听证程序是土地征收程序的核心。通过听证程序，农民才能够参与行政机关的征地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06 司法救济的最后防线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征收目的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征收补偿是否合理，以及当土地被征收后，没有在合理期限内使用或为公益目的而使用，或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支付全部或大部分土地补偿费的争议，被征地人应当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经过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样才能为土地征收的行政行为设立最后一道屏障，更充分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利。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无权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其批准文件无效。

对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泰伟公司案件迎来转机。2025年，广西高院在终审裁定中明确指出：泰伟公司起诉完全符合起诉条件，指令继续审理此案。

十六年维权路，泰伟公司等来的不仅是一纸受理通知书，更是对程序正义的坚定捍卫。

正如法律专家所言，唯有坚持程序正义，才能实现实体正义；唯有让违法者承担责任，才能捍卫法律的尊严。

从浙江龙港市“郑裕界案”看基层党员身份审查：严密制度方能筑牢根基

Thu, 18 Sep 2025 20:09:16 +0800

一件基层党员身份审查案例，折射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郑裕界案”中暴露的党员身份审查问题，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基层党建工作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尽管该案具体情况尚需更多权威信息印证，但借此反思如何加强基层党员队伍管理、严把入口关，无疑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课题。

01 案件折射的深层问题：审查漏洞与监督失效

从披露的信息看，此案暴露出基层党组织在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中可能存在严重漏洞。

时间与程序悖论显得尤为突出。根据案件信息，当事人可能在缓刑考验期内被发展入党，这显然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关于“有刑事犯罪记录者不得发展为党员”的规定。

监督机制失灵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案件信息表明，从违规入党到最终处理，时隔21年之久，这反映出基层监督机制可能存在严重滞后性。三级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均未核查其党员身份，导致司法程序与党内监督未能形成有效合力。

02 基层党员队伍建设的紧迫性：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工程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根基，党员队伍质量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基层党员队伍是党的组织基础。我们党有430多万个党组织、8700多万名党员，绝大部分在基层。只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既管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又管住基层党员这个“重要多数”，才能做到上下一起施治，全党一体从严。

基层腐败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03 现实挑战：基层党建面临的突出问题

当前基层党员队伍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和解决。

党员吸引力下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农村经济成分和经营模式呈多元化趋势，一些农村青年认为入不入党无所谓，要紧的是口袋里有钱没钱，因而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党员示范性不足。一些地方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群众不信任党组织和党员的能力。部分村党支部工作没思路、发展没办法，班子多次换届，但村里面貌依旧。

管理机制不健全。部分村党组织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措施不力，教育管理相对滞后。有的村党支部对党员的管理流于形式，不到发展党员和上级要求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时不开党员会。

04 制度完善：构建严密党员管理体系

针对基层党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多措并举、系统治理，构建严密科学的党员管理体系。

党员发展与管理的关键措施

管理环节存在问题改进措施

入口关动机不纯、品行不正者进入党组织建立教育、培养责任制，明确任务，责任到人

管理关流动党员管理难度大，组织生活不规范建立党员退出机制，解决党员能进不能出的问题

出口关不合格党员难以及时清理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党性定期分析制度

强化组织建设是基础。要切实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吸引力，为发展农村青年党员提供组织保证。实践证明，发展青年农民入党的工作抓得好不好，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着直接密切关系。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

05 创新机制：科技赋能党员管理

新时代背景下，需要运用创新思维和科技手段提升党员管理效能。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针对基层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需要建立全国政审信息云平台，整合公安、司法、体育等部门数据，实现信息共享和实时更新。

运用数字化手段。可借鉴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司法链技术，将党员发展全流程上链，实现入党申请、政审材料、支部决议等数据不可篡改，对缺失的政审材料，系统自动生成预警。

完善动态监督机制。对发展对象实行“八小时外”动态监督，建立智能预警模型，及时发现和处理异常情况。

06 历史镜鉴：从党史中汲取管党治党智慧

回顾党的历史，重视党员队伍质量是我们党的一贯传统。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在同盟章程中对盟员条件作了严格规定，要求盟员的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目的。

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我党通过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建国后的“三反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从严治党等，不断纯洁党员、干部队伍，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拥护。

全面从严治党的当代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风气得到根本性扭转。

严格标准、严密程序、严肃纪律是基础。要严把“入口”，加强培养教育，严格程序纪律，扩大发展党员工作民主，坚决把动机不纯、品行不正者挡在党外。

常态化监督与动态管理是关键。要疏通“出口”，严明党的纪律，严格处置程序，及时把信仰不坚、庸碌无为、腐化堕落者清除出党。

最终，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使党章党纪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让每个党员都成为一面旗帜，每个党组织都成为一个战斗堡垒。

从"郑裕界案"看党员身份审查的制度性溃败：当党章沦为权力的"遮羞布"

选择性执法何时休？——龙港郑国仰案折射的法治之困

破除“海警世袭”黑幕：政审漏洞背后的制度拷问与法律追责

温州中院被指“枉法裁判”，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再引关注

Thu, 18 Sep 2025 20:07:29 +0800

一场被指“官官相护”的行政诉讼案件，折射出失地农民维权之路的艰难与司法公正的严峻考验。

2025年，龙港市失地农民郑裕雪诉龙港市社会事业局行政诉讼案引发广泛关注。据报道，肢体二级残疾的郑裕雪因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申请提前退休，却因曾服刑66个月被拒绝办理退休手续，且服刑期间被自动扣缴的参保费不予退还。

这起案件背后牵扯出关于司法公正、行政权力干预以及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诸多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该案原告郑裕雪公开指控温州中院吴忠烈、来敏、谭敏娟三名法官与龙港市社会事业局“相互勾结”，涉嫌枉法裁判。

01 案件脉络：失地农民的艰难维权路

郑裕雪是龙港市农民，肢体二级残疾。全家承包地早在1995年以前已被征用，当时只拿到青苗赔偿费，未能享受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

2009年7月，郑裕雪以城乡居民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至2024年8月共交纳了181个月的养老保险费。

2024年，温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郑裕雪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符合提前办理退休的条件。但当月他向龙港市社会事业局申请办理提前退休手续时，却因其有判刑记录遭遇阻碍。

龙港市社会事业局以郑裕雪被判过刑为由，要扣除其服刑期间66个月的参保费，且不予退款。理由是其坐牢没有告知社保部门，公检法也未发送判刑资料。

02 司法程序：涉嫌枉法裁判的严重指控

郑裕雪于2025年2月向龙港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2025年6月6日一审败诉。

随后他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龙港市社会事业局的法定代表人由方以军变更为金孟渡，但方以军仍委托代理人与浙江法之剑律师事务所黄立磐律师出庭参加案件审理。

郑裕雪指控温州中院吴忠烈、来敏、谭敏娟三名法官“明知龙港市社会事业局法定代表人方以军和金孟渡两个人像麻将桌上轮流坐庄，仍然与其勾结作出枉法裁判”。

案件最终结果对郑裕雪不利，他声称方以军“利用公安局政委的特殊身份买通了温州中院三名无良判官作出枉法裁判”。

03 类似案例：农民权益保障的艰难征程

这并不是温州地区第一次出现农民维权难的问题。2024年4月，温州市龙湾区五溪村的160多名村民就曾发起一场“民告官”案件，被告方是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案由是滩涂被收回后引发的行政协议及行政赔偿争议。

在这个案件中，1735名五溪村村民因村委会不同意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并成功获得立案。

更早的2006年，温州中院还曾在一起行政案件中判决温州市人民政府败诉，该案涉及59位农民不服征地补偿方案。

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同一主题：农民维护自身权益之路充满荆棘，行政与司法系统往往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

04 法律视角：行政争议化解的应有之道

根据我国法律体系，行政争议解决本应有多种渠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

行政复议应当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检察机关也在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最高检自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开展了“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

山西省检察机关曾成功化解一起持续多年的行政争议，他们的经验是坚持“一案三查”办案思路，在审查监督法院裁判结果和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同时，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贯穿始终。

此外，各地还在创新行政争议调解机制。北京市顺义区成立了行政调解委员会，综合运用行政调解、行业协调等多种方式化解行政争议；福建泉州在乡镇全面建立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山东、辽宁、江西等地则依托法院建立行政争议调处中心。

05 制度反思：司法公正与农民权益保障

郑裕雪案件反映的问题不仅是个别法官或行政机关的行为问题，更是系统性的制度困境。

一方面，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像郑裕雪这样的农民即使土地被征用，仍无法享受应有保障。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可能导致“官官相护”的情况出现。

此外，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保障权利保障制度也存在明显不足，缺乏清晰的制度安排。

类似郑裕雪的案例在温州地区并非孤例。

2021年，80岁的温州商人徐国梁经营的化工厂遭强制拆除，法院判决确认拆除行为违法，但在赔偿问题上却迟迟未能妥善解决。

法律本应是弱势群体维护权益的最后屏障。当司法公正受到质疑，修复信任需要制度性的变革和公开透明的程序——让每一个判决都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和公众的监督，让行政权力与司法权保持应有的距离。

作者简介

李新德是中国舆论监督网的创办人。2004年，他因公开发表《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下跪丑行录》一文，成为推动中国网络反腐的标志性人物，该事件也被视为中国网络反腐的开端。2009年，“网络反腐”一词被正式收录进《党的建设辞典》，标志着这一新型监督方式获得权威认可。

电子信箱:fazhijizhe@126.com

微信:lixinde1960

微信公众号:anhuilixinde

龙港“郑裕界案”舆论应对困局：回应滞后、问责模糊下的公信力考验

浙江温州:网络反腐之光穿透有偿删帖迷雾

Thu, 18 Sep 2025 20:06:55 +0800

面对删帖请求，受害人郑裕雪毅然拒绝。这背后是一场关乎正义的斗争，也是中国网络反腐历程中的一个缩影。

“有个链接想麻烦您那边删除下架一下，看看需要哪些资料，或者多少钱呢？”——这是近年来网络上不少“公关公司”常用的开场白。

他们瞄准的是那些被网络曝光涉嫌腐败的官员和企业，提供的服务明码标价：小网站每条1000元至1500元；中站每条1800元至2500元；大站每条5000元至12000元不等。

01 反腐利剑：网络监督的崛起

自从中国舆论监督网李新德公开发表《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下跪丑行录》一文，网络反腐便成为中国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力量。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网络反腐的开端。

2009年，“网络反腐”一词被正式收录进《党的建设辞典》，标志着这一新型监督方式获得权威认可。网络反腐风起云涌，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不惜代价寻求删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反腐成为有效监督方式。特别是“表哥”、“雷政富”系列案件的成功突破，使网络反腐热情不断高涨。在“房姐”、“房叔”等房氏家族被高度关注的背景下，网络监督显示出巨大威力。

02 黑色产业链：有偿删帖的猖獗

面对网络反腐的 effectiveness，一些不法分子看到了“商机”。有偿删帖已形成庞大的黑色利益链，链条上的执行者和中间人身份复杂，而主要客户则包括政府官员、知名企业和明星等。

犯罪嫌疑人自曝全国每年“删帖产业”的收益数以亿计，从业人员数以万计。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破获的一起特大有偿删帖案，全国22个省市近2000人涉案，涉案金额超过5000万元。

这些非法网站、网络服务公司、信息服务公司以及网媒人群等结成利益联盟，利用网络便利条件和违法的低成本，从事有偿删帖的勾当。这已成为一些人收受他人财物的“有效途径”，更成为行贿受贿的“有力工具”。

03 谁在购买：删帖服务的市场需求

“有偿删帖”最顶端的客户，主要有两类：一是在网上被举报的官员；二是网上有负面信息的上市公司。

一些贪腐官员做贼心虚，一旦发现网络举报，宁愿破财免灾，花钱删帖逃脱出公共视野，从而远离反腐视线。有些企业发现负面信息，就想方设法删帖，逃避舆论监督。

从反腐角度看，官员删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种自我保护。如“表哥”杨达才被网络盯上之后，大家当时并不知道其具体的腐败事实，只是一种推测和猜测，或者说的一种质疑。但在他被查之前，面对网上涌现大量举报的帖子，“表哥”居然也找人进行删帖，这说明自己做贼心虚。

从作风角度看，官员删帖不一定都是有重大的贪腐问题，有些则是一些生活作风问题，比如一些桃色新闻，一些违反八项规定方面的事情。这些事件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大，但一旦形成舆论焦点，也是难以招架的。

04 法律重拳：整治网络乱象的努力

为有效打击“网络删帖”等网络乱象，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有偿删帖为非法经营罪。

2014年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擅自篡改、删除、屏蔽特定网络信息，应承担侵权责任。健全互联网监管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健康的网络生态，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2015年1月21日，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四部委正式启动“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专项整治工作，对这一非法活动下狠招、出重拳。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专门开设了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举报专区，公布六项举报重点，设立奖励机制，举报最高奖励为5万元。

05 真实案例：郑裕雪的抵抗与勇气

在浙江省温州市，一位名叫郑裕雪（网名“祁叟”）的残疾人受害者，近期不断发表揭露当地司法腐败的文章。这些文章让被曝光的人坐立不安，他们使出了各种手段：一方面雇佣水军攻击，另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以组织的名义给公众号主管部门发函。

最拙劣的手段就是试图花钱收买。当有人联系郑裕雪提出删帖要求时，这位残疾人毅然拒绝了。

郑裕雪的经历反映了举报的艰难。据其描述，老百姓开始举报时，都被告知村干部违纪违法归乡镇管，乡镇干部听了村干部自圆其说和加点烟酒以后，就会包庇村干部。

等老百姓到县里举报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就会和村干部一起到县里活动。老百姓越往上举报，越接触不到领导，就是上级有交办下来，也都由这些胡说八道的人向上汇报后案件就被盖棺定论。

06 根本解决：制度建设与权力约束

整治有偿删帖，不妨从源头和终端着手。一是“掐头”，即消除市场需求；二是“去尾”，即加大对网站管理人员、传媒公司负责人，乃至执法者有偿删帖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防止“删帖权”滥用的良好机制。

就治本而言，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企业非法生产经营受到严格约束，消除了黑幕、丑闻产生的源头，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有偿删帖的恶壤，从而更有效地释放网络公共信息服务的红利。

广西纪检监察机关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开展监督执纪，建立了扶贫资金监管大数据平台，着力筛查公职人员是否存在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扶贫领域资金等情况。2019年，已筛查3批次180多条问题线索，涉及公职人员29人。

玉林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建立健全扶贫惠民资金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督促县(市、区)把扶贫资金、项目、产业等情况纳入平台，进行点对点实时监控。在博白县，群众使用大数据平台进行实名查询达57万人次，在线投诉举报104件次，转立案20件，实现群众监督“零距离”。

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探索运用大数据平台，联通民政、社保、新农保、扶贫、住建、医院、财政等专线信息，在审查调查过程中提供快速、准确的信息核查。

河池市通过建立市县巡察一体化大数据综合分析平台，采集了市县两级相关部门和全市1642个行政村(社区)涉农惠农资金等电子数据1250多万条。巡察人员通过信息进行多向对比，发现问题数量6083条，经过实地核查，已核实确定违规问题665条，立案109人，收缴(清退)金额495万元。

科技手段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插上了翅膀，让监督更有力量更有智慧。

江苏邳州警察异地执法无视法律的边界

Thu, 18 Sep 2025 20:05:25 +0800

五名男子在北京南站拦截律师和当事人，一名自称“社会上”的男子威胁律师“我看你是干到头了”。这不是黑帮电影，而是一起涉嫌违规跨省执法的真实事件。

2025年9月11日，北京律师任东杰在北京南站接到来自江苏邳州的当事人孙胜时，遭到五名男子拦截，其中一人出示了“黄学锋”的警官证。

当律师当场报警后，这一行人迅速离开。事件背后反映的是我国异地执法规范问题，一些警务人员未能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

01 事件回顾，邳州警察涉嫌违规进京执法

这起事件发生于2025年9月11日，北京律师任东杰在北京南站出站口接到来自江苏邳州的当事人孙胜。

当两人走向停车场时，遭到五名男子拦截，意图将孙胜带走。其中一人出示了“黄学锋”的警官证，表明其邳州警察的身份。

当事人孙胜此前曾因信访问题被邳州当地政府列为“稳控对象”。他反映邳州市政府骗拆其加油站，并不择手段倒卖答应给他的安置用地从中获利3400多万元，此事已被国家信访局督办。

令人震惊的是，在交涉过程中，一名自称“社会上”的男子甚至公开威胁任东杰律师：“我看你是干到头了”。

02 程序违法，异地执法缺少必要法律手续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外地警察在北京强制带离访民，必须经由北京警方协作配合，并履行法定程序。

异地执法必须出具合法文书与协作函，并在北京警方协助下执行，严禁单独采取强制带离行为。

在这起事件中，邳州警察显然违反了这些规定。他们未向北京警方提出协作请求，未能出示必要的法律手续，涉嫌程序违法。

值得注意的是，孙胜此次到京并非信访，而是来见自己的代理律师。这种行为本不应成为“稳控”对象，更不应该遭到拦截和强制带离。

03 类似事件，警察违规异地执法并非个例

2023年，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携带警服、手铐等警用装备，驾车前往浙江、江苏等地。

他们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强行将一名企业家从家中带走，并在途中索要财物。所幸后来该企业家跳车报警才免于受害。

最终，杨某某、占某某二人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和7个月。

此类事件表明，一些警务人员利用身份和权力便利，肆意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公信力。

04 明确规定，异地办案必须遵循协作程序

公安部早已下发《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的通知，明确强调公安机关异地抓人，必须通知当地公安机关配合。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的时候，应当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八条更是具体规定：需要到异地执行传唤的，办理案件的人民警察应当持传唤证、办案协作函件和人民警察证，与协作地公安机关联系，在协作地公安机关的协作下进行传唤。

这些规定的核心，强调的是执法程序合法性。任何绕过这些程序的执法行为都是违法的。

05 追责途径，对违法警务人员如何投诉监督

对于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公民或组织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

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对依法检举、控告的公民或者组织，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还可以拨打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投诉，其受理投诉的范围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正在发生的违反人民警察各项纪律等规定，违法行使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等行为。

在此事件中，任东杰律师已于9月18日正式通过“12389”公安机关和民警违纪违法举报网站，投诉江苏邳州警察涉嫌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

任东杰律师已经通过“12389”公安机关和民警违纪违法举报网站正式投诉这一行为。

执法者违法，不仅损害公民权益，更侵蚀司法公信力。那些违规的邳州警察未能想到，律师会当场报警，北京警方会迅速出警，他们的行为会被公开曝光。

警察是执法者，更应该是守法模范。只有当执法者自己敬畏法律、遵守法律，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信息来源“法搜网”

链接:

邳州警察违规北京执行公务律师当场报警已经正式投诉